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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岩寄语青年:拿荧光棒晃不如读古今中外经典著作
焦 霖
转载自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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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唯“上”“潮”“权威” 读好书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：您一直关注青少年教育，您认为青年人应怎样读书？
柯岩：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，不管寿命多长，我们能看到的事情都是有限的，因此除了直接生活，我们还要有间接生活，这是文学能够提供的。有那样一句话：“比陆地广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广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广阔的是人的胸怀。”多读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，这样，在分析问题时就不会流于表面化、直线化，而要更广一些、深一些、角度更新一些。
我小时候的生活很艰苦，一心想着长大赚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但在接触到保尔和丁玲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之后，我才明白，人生有两种不同的境界，一种人生是为了奉献，为了用自己生命的火把来照亮别人的生活；另一种就是腐烂，行尸走肉，吃喝玩乐。人生有不同的境界，《牛虻》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让我们知道了革命的壮丽，要为美好的人生去斗争。
当然，也要避免陷入读书的几个误区。
第一，不唯“上”，领导、专家的话都不能迷信。职务高不等于学识高。区分好书和坏书的办法就是一边读书，一边生活和思考。否则，就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者的“泥坑”。青年人现在的生活比我们当年丰富很多。但机遇越多，诱惑也就越多，陷阱也就越多。为了不掉入陷阱，就需要有个明辨是非的头脑。“要知朝中事，去问乡下人。”要明辨是非，除了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之外，还要到基层中去，那里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真知灼见。
第二，不唯“潮”。要将读书和生活结合在一起，不能沉迷于流行的东西。所有炒作的背后都有利益，或者为了推出某人，或者为了派系的利益。不要迷信他们，要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除了读书，还要读生活这本“大书”。生活会教给年轻人很多东西。潮流和时髦从来都是一种肤浅。
第三，不盲目崇拜权威。权威肯定在他们的专门领域有所建树，但有时他们并不能全面地了解社会。要看到每个人都有局限性，有的人甚至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来误导青年。青年人要到生活中去，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。现在借着中央号召大家要学历史的机会，青年人要读一点历史的书籍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生活和认识生活，这样，我们就能生活得更聪明、更健康，也更美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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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辉党史需铭记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：近年来，您认真严肃地参与《与史同在——当代中国新诗选》和《与史同在——当代中国散文选》两套书的编辑工作。您觉得这两套书的意义何在？
柯岩：我编辑的《与史同在——当代中国新诗选》这套书中的第一首诗就是《诗人毛泽东》：“你用平平仄仄的枪声写诗/二万五千里是最长的一行/常于马背沉思/便有战略家的目光/战地黄花/如血残阳/成了最美的意象……相信你是最严肃的诗人/一首气势磅礴的诗/调动了半个世纪的酝酿……”我们用半个世纪的流血牺牲建立了共和国，这是不能忘记的。
《与史同在——当代中国散文选》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国旗国歌创作的故事，为什么在国歌中要留下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这句歌词？现在，我们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，我觉得老一辈革命家看得是很深很远的，目前的成就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还有一篇是《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》，讲的是改造美国间谍的故事。一对美国夫妇来中国搜集情报，被捕后原以为会受很多酷刑，他们打算在被遣返后向媒体讲“红色地狱亲历记”，并以此暴得大名。但入狱后，我们的监狱不打、不骂、不侮辱犯人人格。监狱里本来大家都吃粗粮，但这两个间谍说自己胃不好，我们的管教人员就给他们熬粥喝。当时并没有一开始就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，而是让他们每天学习。他们回国之后，美国人认为他们一定受过酷刑，就反复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，没有发现任何伤痕。而他们对此也予以客观说明。面对记者们的疑惑，他们说：“我们没有说共产党的好话，只是说出了事实。”这是我年轻时读的，像这样早期出版的文章，现在都很难找到了，但是很有教育意义。于是，我就费劲找出来，还有改造妓女、改造末代皇帝等文章，一起编入了文集。
我们要批判地看待目前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。有些所谓的“精英”认为，如果当时不抗日，现在我们就能和日本一样繁荣；南京大屠杀不要再提，再提会影响投资；如果不打“内战”，我们就和台湾一样繁荣了。缺乏生活体验的年轻人很容易相信这些谬论，年纪大的、经历过抗战的人就不会相信，因为那是我们民族不堪回首的伤痛啊。此外，文集里还专门选编了台湾学者颜元叔写的《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》一文。文章中写到大陆人民“勒紧裤带”建设新中国，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前，已经基本建立起了新中国的工业、农业体系。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，不能割断历史，把这个基础推翻。台湾为什么会这么富？当年蒋介石走的时候，把仓库里的黄金都拿走了，把故宫里珍贵的文物都拿走了，后来又依靠美国而富起来。但这些都不是以工农业为基础，是依靠不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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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歌创作应具有时代的高度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：您作为著名诗人，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。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今的新诗创作？
柯岩：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多少优美的诗歌啊！歌唱祖国、歌唱人民、歌唱时代、歌唱生活……让我们每一触及，就热血沸腾，感奋不已。在迎接我党90华诞之际，我和一些同志正在为有的高校组织诗歌朗诵会。
目前，诗坛比较强调写诗的私人化，强调诗要写得朦胧、写出多义性，诗中不可无我，要千方百计地张扬诗人的个性。作为一种流派，这当然无可厚非。但有的“精英”却完全排斥洪钟大吕，把自我强调到绝对的程度，声称诗人必须向内转。只要透视自己的内宇宙，就能写出天籁之声来。诗人要“不屑于表现自我之外的一切丰功伟绩”——这就误导了不少青年脱离生活、脱离社会，写出许多云山雾罩、不知所云的东西，还自视高深，蔑视群众，离诗歌越来越远，苦恼终身。这些以牺牲青年的才华、青年的生命来骗取“青年导师”桂冠的无赖不但毫无愧疚之心，还变本加厉地鼓吹起“去革命化”，甚至“去意识形态化”。为了“不要让思想伤害诗歌”，甚至“不要头脑”，“不要再管上半身了”，向内转再向下看。之后，干脆提出“下半身写作”，专门写性。弄得一些缺乏社会经验、涉世不深的孩子们在求新追“潮”的时髦下，一再受到伤害。诗歌也就出现前所未有的荒诞和无聊，什么朦胧性意识、性欲、性冲动、性滥交、性倒错……统统出笼，再去毒害更为广大的青少年。
而所有的好诗、好诗人统统被他们扫地出门，一律贴上“思想教化”、极“左”、“僵化”、“假、大、空”、“标语”、“口号”等标签，利用他们在大学课堂或编辑部窃取到的权力或人脉关系，极尽嘲讽和打击之能事。他们可以欺骗青年，但人民群众却不买账。他们可以搅得周天风雪，但那些玩意儿我根本不全看。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说“现在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还多”的缘故。而好诗和优秀诗人却永远留存在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能在一些场合，听到人民群众脱口而背出许多经典诗篇和大段大段精彩诗句的缘故。像诗人王怀让的不少诗篇，特别是他的《我骄傲，我是中国人》，我就在好几个不同的场合听人背诵，特别没想到的是，一次是在美国的一个诗会上，一次是在墨西哥一个普通家庭party上。朗诵的人声泪俱下，听的人泪满衣衫。像诗人王辽生的《探求》，我在四次文代会大会发言中谈到他，还朗诵了他的这首诗。当我念到“须发不禁流年磨，确乎白了许多；但心没有白，血没有白，且捧给四化滚滚洪波”时，当时台下不少代表都动情地哭了。可见人同此心啊！但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都不被当今诗歌界和那些“精英”认可，这没关系。一时的喧嚣和鼓噪很快就会过去。为人民歌唱、为人民呼吁、鼓舞民心的优秀诗人和作品，历史会让其一直流传下去。因为最公正、最伟大的评论家是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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摆脱个人主义 与百姓共甘苦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：您如何看待现在的青年教育？
柯岩：小平同志曾说过，我们这些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。我两三个月前给《中国文化报》写了篇文章《谁说俺们“80后”油盐不进？》。现在，有一种现象，就是张嘴闭嘴批评“80后”这样不好那样不好。“80后”说了，我们生下来好好的，不就是你们这些“精英”教的么？你们这些“精英”给我们灌输“自我就是一切，他人是地狱”、“以自我为中心，个人利益为半径，这样才是人的生活嘛！”——上了他们的当，他们现在又来骂我们。现在，有些自命的以及吹捧起来的所谓“精英”伤害的不止一代人。这是让人愤怒，又非常让人悲哀的事情。
我有一些“80后”的小朋友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经常拿着荧光棒去追星，你们就那么爱那些歌么？他们说：“不去同学就看不起你啊。”所以，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糊涂。实际上，那些东西也确实让人爱不起来啊，因为它没有旋律，歌词不通，缺乏艺术美的感染力。
一次，我去一所高校与大学生交流，大家很热情，窗口都站着人。都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较狂，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们更狂。记得年轻时，组织派我们下基层，结果一下去，我发现自己连话都不会说，没有什么可狂傲的，从挑水、扫院子做起，一点点儿改掉这些知识分子的劣根性。青年们下去，看看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，和百姓同甘共苦才会有深刻的感受。
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民族脊梁不能忘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：您怎么看待鲁迅作品退出中小学课本？
柯岩：这最早是由一个名牌大学一位“精英”教授提出的，那正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汹涌澎湃之时。一些风派人物甚至还打出一个臭名昭著的旗号，叫做“让鲁迅离我们远点周作人离我们近点；让丁玲离我们远点张爱玲离我们近点”，引起了人民群众极大的愤怒。但一些无知的青年被蛊惑席卷，被这些“精英”把持了的教材组虽然没能让那些汉奸文人大举进入，但却以鲁迅文章以前确实选得过多为名抽出了几篇。为了追随这股潮流，当时某省一个著名的诗歌刊物闻风而动，提出为了让下世纪的孩子们读到“魅力无穷”的新潮诗，教材中的诗歌也要大换血，把已有的郭沫若、艾青、臧克家、张志民、郭小川、贺敬之、公刘，及区区如我者统统扫地出门，一个不留。因为这些人的诗都是重教化而艺术拙劣，是“过时了的枯叶”。这理所当然地引起许多正经的诗人、诗评家的反驳。我也曾写了致该刊主编的公开信——这就是20世纪末的一起“教材风波”。教材组不知是为了表示公正还是“善体民情”，虽没有按他们所说一律排除，但也去掉了不少，更严重的是，把所谓教化的《毛泽东青少年时代》、《朱德的扁担》、《一件珍贵的衬衫》这些好文章也去掉了，这很不得人心。于是，各地(省、市)自编教材中将删去的又各自选入，有些选的比原来还多得多，可见公道自在人心。
为什么要鲁迅离我们远点？难道是要我们的青年不做民族的脊梁而去当汉奸么？在张爱玲被媒体吹捧得最热之时，我把她的作品又通通读了一遍。我认为她在艺术上确有独到之处，但她所写的都是没落阶级的情感和心态。而让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丁玲离我们远点儿，这不是“去革命化”又是什么呢？难道要我们现在不写朝气蓬勃的时代，一定要大家都写怀念没落的东西，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沉迷在消极的情绪中吗？
生动地向青年讲历史、党史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革命年代，感受不到当时的氛围，如何让他们理解这些带有时代烙印的经典作品？
柯岩：首先，要让青年了解历史。为此，要给青年人讲历史。通过历史理解文学，又通过文学理解历史，能够让青年们更有兴趣和热情。讲历史特别要讲近代史，并一定要结合讲国情。了解历史上的伟大和先进，就会让我们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；了解历史上的落后和屈辱，才会让我们产生奋发向上的力量；了解了未来的光明前途，才会让我们增强自信心、提高勇气，正确看待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，坚定不移地继续大步向前。学习了许多同志的成功经验后，我去给年轻人讲历史，年轻人也是很喜欢听的。党史课完全可以讲得很生动，最要不得的就是照本宣科。
《天安门诗抄》反映了当时人民大众的心声：“欲哭闻鬼叫，我哭豺狼笑。撒泪祭雄杰， 扬眉剑出鞘。”人民群众就是喜爱这样的诗歌。现在的诗歌要寄希望于民众。共和国有一道风景线，就是我们的工农兵诗人。《志愿军诗选》、《工农兵诗选》现都已不好找了，为了编《与史同在——当代中国新诗选》，我只能从同志们的本子上抄下来，从工矿小报上抄回来，所以好多都是佚名的。像煤矿工人的诗：“我寒冷/让一切寒冷者因我而温暖；我沉重/让一切沉重者因我的沉重而轻盈”；码头工人的诗：“太阳装了千千万/月亮卸了万万千/左手接来重庆城/右手送出上海港”。这种气派，是我们写不出来的。他们不但用物质来满足我们的生活，给我们光明和温暖，他们还用他们心灵的话语来叩击我们的心灵之门。所以，劳动人民不但教我们做人，还教我们做文。
现在关心政治的青年人不多了。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的事。现在有些青年人不关心别人，只关心自己，因此，青年人群体中自杀率很高，得精神病的也很多。年轻人自己不要随大流，与其拿着荧光棒晃来晃去，不如坐下来读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革命文学名著，也读读外国名著，认真体会人为什么活着和应当怎样活，学会去关爱周围的人，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，爱自己的父母和亲人，不要只爱自己。在没有正确的人生态度的时候，读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会受益匪浅，因为，它们能滋养我们的心灵。
人物简介：
柯岩生于1929年，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专业创作，已出版作品50余种，代表作包括《柯岩儿童诗选》、抒情诗《周总理，你在哪里》、《雷锋》、《中国式的回答》；报告文学《奇异的书简》、《船长》、《美的追求者》、《癌症不等于死亡》；中短篇小说《高压氧舱》、《道是无情》；长篇小说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、《他乡明月》；戏剧剧本《相亲记》、《记着啊，请记着……》；电视系列剧本《仅次于上帝的人》等。2009年结集出版了《柯岩文集》(10卷)，以及对她的评论文章《柯岩研究文集》(上、中、下)3卷。柯岩至今仍笔耕不辍，近期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文化报》上发表了《那会儿我们正年轻》、《我是谁》、《小八路罗英》、《美丽的嫁衣》等，并刚刚结束《与史同在——当代中国散文选》丛书的编辑工作。
柯岩长期从事青少年文学创作，很多作品入选中小学教科书，她也非常关注青少年成长和教育问题，根据她的小说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拍摄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曾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。近期，她发表了专门为“80后”正名的《谁说俺们“80后”油盐不进？》等文章，如今，她仍常给高校青年作讲座，谈文学与人生。
提起柯岩，人们通常会想起那首家喻户晓的长诗《周总理，你在哪里》。诗人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。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，本报记者专访柯岩。82岁的诗人依然精力充沛，思维敏捷，爱憎分明。谈及理想、信念，诗人依然明亮的眼神里闪烁着青春的光彩。
为什么要鲁迅离我们远点？难道是要我们的青年不做民族的脊梁而去当汉奸么？
为人民歌唱、为人民呼吁、鼓舞民心的优秀诗人和作品，历史会让其一直流传下去。因为最公正、最伟大的评论家是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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